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这种理想性，党员的道德只是相当于国民来说更高，而非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而且为了确保共产党自始至终具有公意性，只有通过更严格的党内法规来进行规范。
《宪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依据不同的解释目标，德国的解释理论可以分为主观论和客观论。
王云清：《宪法解释理论的困境与出路——以美国为中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7]从这一表述来看，宪法精神与宪法原意至少具有部分相同的实质内容，而据以推导、论证、引申宪法精神的因素则隐含于制宪史、修宪史材料之中。[30]参见邹奕：《论我国行政法规的宪法基础》，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参见[美]巴尔金：《活的原旨主义》，刘连泰、刘玉姿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页。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er）教授因而提出：并不存在实用的原旨主义，因为原旨主义的定义就是不实用的。
其中，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并未出现在《宪法》正文之中。通过考察修宪史，李海平教授针对可以论提出了商榷：根据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在起草过程中的讨论情况，……主导性意见是确立城市土地的国家所有原则，排除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拥有城市土地，更看不出承认城市土地私有制的丝毫痕迹。尤其是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后，对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了法治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巨大成就，体现在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司法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向哪里走、走什么路，作出了不少深刻论述。执法活动是使法律制度转化为社会实际的关键环节，党不能代行执法职权，但要依靠在政府机构中的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党组织应当监督党员严格执法，并对执法人员及其组织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对政法工作进行督查，支持政法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推动政法单位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等。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的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四、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关键要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二是党的领导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党保证执法，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工作体制。这些论述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思潮，针对法治实践中存在的一些误解，旗帜鲜明地亮明了我们党的立场，指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具有党员身份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立法过程中起作用,他们在组织纪律的推动和约束下，落实党组织的意见，确保法案体现党的主张。《政法工作条例》对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的职责任务也做了相应规定。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的领导理论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有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明确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对怎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有的该管的不敢管、不会管，怕人家说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要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大量党内法规，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政法工作条例》从党中央、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四个主体层面规定了党领导政法工作的领导主体、职权与职责。
具体而言，就是三个坚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十八大以来，在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推进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他提醒全党：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并建立健全了重大立法项目和立法中的重大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重要法律的起草修改和立法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都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并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到立法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适应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而在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源于人民的历史选择和政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不仅超越政党政治，甚至超越于国家机器之上。构建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法委归口管理、组织协调，政法机关主管主抓、各司其职的格局和运行体系。党采取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战略选择，目的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地位，而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该理论旗帜鲜明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主张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机制，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法治全过程各方面，要求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怎样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等重要问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
对此，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法治改革和制度建设。党保证执法，就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及党的各级政法委机构的工作领导、监督和促进执法部门严格执法。
《政法工作条例》规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如何在党中央领导下履行职责，明确了它们对党中央负责，受党中央监督，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并对请示报告事项做了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党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可以将党的组织、制度、价值、政策、规划等向国家和社会输入。
因此，他主张：健全政法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通过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个人寻租的机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立法中涉及的重大体制变动、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问题等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交中共中央审议和批准后才能正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议程。仅属于党的事务的政策，仅在党内施行。
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每年应当向同级党委报告全面工作情况，遇有重要情况及时请示报告。建立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不过，由于社会和治理需求总是变化的，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需要因应这种变化而作出调整。
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常委会党组保持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确保立法过程顺利吸纳党的主张。
他还进一步提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如果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就要做好统一正确实施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
这些论述都将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成功经验。在西方国家，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其存在建立在西方选举的政治制度之上，目的是适应阶级和阶层利益表达需要，并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执政权。
党的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而应当落到实处，深入到制度运转的具体环节中，进入法治建设的体制、机制、过程中。在顶层结构上，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在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以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克服艰难险阻、不断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创新，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国家治理特别是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重难点问题。正是在这种传统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一系列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多在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范围内，着眼于组织领导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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